经济史思考城市在经济继续发展中的困境和出

西欧中世纪的城市,作为西欧封建社会中体制外异己力量的聚集地,在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曾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措施,包括保障城市居民的生活、限制获取暴利、济贫等措施。城市当局所实行的这些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措施,在城市发展前期是必要的,因为它们稳定了城市的社会秩序,保证了工商业活动的发展缓和了城市内部的两极分化,使城市在与封建主阶级的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要知道,城市中最初的居民是来自农村的有农奴身份的手工业者,也有逃离封建领地的农奴。他们是小商品生产者,力量微薄,他们想到城市中寻找一席安身立命之地,更希望在这里使自富裕起来。他们害怕自己的切身利益在遭到强大的封建主阶级的打击下受到损害,害怕自己发家致富的愿望因封建主阶级的打击而从此破灭,于是他们唯有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他们要尽量减少自己内部的冲突,要推举出能代表大多数市民的人进入城市管理机构,要想方设法来使大家都能安全地生活下来,以便对付封建主阶级。他们来自农村,于是就把原来乡村公社中的一些传统做法带进了城市,也把乡村公社时代遗留下来的某些平均主义的措施带进了城市。

城市当局实行的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各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乡村公社精神的影响,尤其是设立“公灶”,在郊外保留公有树林和公有牧场等措施,更是乡村公社时代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精神的反映。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的生活环境日益显示出自己的特点,甚至也影响了教会本身。

比如说,农奴出身的人可以成为商人,成为作坊主,甚至被选进了行会领导机构,或者在城市行政机构中担任了一定的职务,为什么农奴出身的人就不能担任教职?事实上,有的地方已经这么做了。

有的农奴在人身还未获得自由时就成了神父,尽管这是违背教廷的规定的。再如,在世俗社会流动受到严格限制条件下,教会系统的社会流动较为宽松,所以穷人、社会底层的人争着想当教士,指望从这里可以找到一条不仅生活有着落,而且还有机会上升的道路。而当城市兴起和工商业发展以后,在城市中社会流动比较宽松了,想当教士的人就大大减少,甚至已经做了教士的也设法离职而去,只要他们有文化,有人缘,在城市行政部门,在工商界,哪儿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呢?

然而,也应当注意到,西欧封建社会中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城市本身陷入了困境。这种困境来自以下四个因素的作用,即技术的继续进步、财政收支的矛盾、伦理观念的变化、富裕商人的不满。现分别论述如下。第一,技术继续进步的作用尽管城市中的行会长时期内对技术进步采取了遏制的做法,但技术进步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只是由于时间长达好几百年,所以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当缓慢。诺思和托马斯在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这样概述当时的技术进步状况:“中世纪是没有变化的经济停滞时期,这曾经是历史学家中流行一时的看法,这一看法与其理论基础即历史的阶段理论一道,如今已经成为陈旧的知识而被弃置不用。当代学者一般都同意,虑中的这个时期是一个动态扩张的时代”。不管技术进步的速度多么缓慢,技术毕竟在进步。

技术进步伴随着生产量的增长和交易额的扩大,同时也伴随着作坊规模要突破现有限制的倾向。这就使城市当局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采取限制的做法,生产量的增长和交易额的扩大就难以成为事实,从而城市的经济实力就不易增强,城市在同其竞争对手较量的过程中就会处于劣势。这显然是城市当局所不愿意看到的。

另一方面,如果取消了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限制,包括对技术进步的限制,又会引起一些作坊和帮工们的不满,并进而影响城市社会的稳定。城市当局必须在两难处境中走一条折中的道路。第二,财政收支的矛盾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以及城市为了防御外来侵略而需要的防务费用的上升,城市财政开支越来越大。城市是靠征税和借债两种方式来筹措经费的。借债,不管债期长短,最终仍靠城市征税收入来归还。于是城市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措施便遇到内在矛盾。

继续执行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措施,税收难以增长,城市面临的财政困难便会加大,而如果放松了商品货币关系发展中的限制,城市经济便能较快增长,不仅征税的基础改善了,税收可以上升,而且借债的可能性也会增大,这将改善城市财政状况,但这样一来,原来指望通过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限制来稳定城市社会秩序,缩小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等想法便要落空。

城市对此应作出选择。第三,伦理观念的变化这是指城市中居民在城市经济发展以后所面临的新问题。在封建正统经济思想日益受到冲击和古代哲学中的享乐主义不断被市民所接受的条件下,市民的伦理观念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这同市民们认定是城市的平均主义性质的措施更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呢,还是依靠市场,依靠商业活动更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有关。一个手工业者,如果认为自己有能力通过勤劳工作和善于经营而能够使自己较快地改善生活的话,他就会减少对城市当局的平均主义措施的信赖,甚至还会认为那是对自己成长的一道障碍。

相反地,那些没有手艺的人、家中缺乏主要劳动力的人、懒汉、残疾人,则希望城市当局的平均主义措施越多越好,越长久越好。这已经不再是有钱的人需要什么还是穷人需要什么的问题,而逐步演变为有能力的人(包括虽然目前还贫穷的有能力的人)需要什么和没有能力的人(包括虽不贫穷但缺乏能力的人)需要什么的问题。

市民们这一伦理观念的转变也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现的。城市当局必须适应这些市民的思想的变化,不再认定只有加强平均主义的措施才能使城市稳定如故。在这社会动荡和思想混乱的年代里,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出现了。

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这仿佛预示着未来将会出现新的秩序、新的格局。第四,富裕商人的不满城市刚产生时几乎没有多少富裕的商人。富裕商人是在长时期内逐渐出现的,其中有些来自小商小贩,有些来自手工作坊主,有些出自本城,有些由外面迁入。还有一些富裕商人则来自贵族之家,因为在城市工商业发展起来以后,有的贵族也兼营商业并迁进了城市。

不管富裕商人的出身如何,他们对于城市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做法总是不赞成的,因为这被认为限制了自身的发展至于城市当局的平均主义措施,富裕商人则认为没有多大效果,而只能鼓励懒惰,养活懒人。他们不断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以便引起城市当局的重视。

城市当局也懂得,这些富裕商人是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柱,无论是征税还是借债都离不开富裕的商人,富裕商人流露出来的不满必然引起了城市当局的注意,特别是在一些城市管理机构中已经有富裕商人参加时更是这样。富裕的商人尤为不满的是盈利机会的丧失。

在城市的限制之下,本来可以赚钱的生意让外地人拿走了。新的贸易方式在外地已被采用,而本地却因受到传统规则的限制而无法实施。冲突是难免的,所以富裕的商人总想突破限制,并且事实上也有所突破。

城市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措施之所以越来越难以实行,同这一点有密切的关系从上述四个方面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城市的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措施推行到一定程度和延续一定时间以后,城市当局就越来越感到棘手,感到困惑。

出路何在只可能采取折中的做法,即既要安抚下层市民和顾及没有能力的人,又要保证城市经济的继续发展,鼓励技术进步,以及照顾某些富裕商人的利益。城市不可能再扩大平均主义的措施,因为一来财政负担不了,二来挫伤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特别是会引起富裕商人的不满,从而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

但已经行之多年的平均主义措施又不容易一下子取消,因为那样会激起下层市民的反抗,甚至会引发社会骚乱。折中的做法只能是根据城市中各种力量的对比,对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措施进行适当的调整。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表明,商品货币关系是限制不了的。

城市无法避免大商业,而事实上,它们也没有打算避免大商业。因为一个城市愈富裕、愈活跃、人口愈多,商业也就愈不可缺少。正是由于商业,城市居民才得到大部分的粮食供应,行会才得到它们的全部原料。

通过商业,城市工业的成品输送到外面的市场。城市所能做的,只是管理城市范围内这种千差万别的基本活动的方式,城市对这种活动的扩张与流通,对它所赖以发展的资源或所使用的信用,是完全无法加以控制的。事实上,依赖批发贸易的整个经济组织,完全避开了城市的控制。

实际情况正是:即使城市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措施在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仍被保留着,或者只是经过了适当的调整而被维持着,但城市能够做到的是城市内的工商业活动,而不是跨城市的经济往来,不是城市间的批发贸易,更不是富裕商人通过对外贸易而实现的财富的积累。富裕的商人可以通过若干途径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和扩大自己的影响,特别是当他们进入城市统治机构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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